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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中国老板要教会非洲年轻人学会玩这款游戏，并且通过长时间重复的操作，高效、稳定地产出物资。就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工人。

　　从冒出想法，到招揽国内同学飞来非洲合伙，再到订购第一批电脑，20岁的陈文涛只花了一周。

　　2025年11月，他来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他的父亲在这里十六年，做工程、盖地产，已经攒下可观的财富。但陈文涛不想要“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选择自己单干。

　　他把自己的淘金场，选在了虚拟的游戏世界。这是一款充满随机性的国产枪战游戏：前一刻，你可能还在为搜索出价值昂贵的物资兴奋，下一秒，小心翼翼的撤离路上，不幸被其他玩家偷袭，一切又都归属了对方。

　　游戏模拟真实战场，想活着带战利品离开，玩家往往得先投入——买更好的武器弹药，提高战胜他人的几率。而买武器弹药的游戏货币，本身只能通过一次次进场，卖战利品得来。

　　于是，一条生意链出现了：雇佣其他玩家赚游戏币，像雇佣一个快递员，不停进游戏为自己的账号搬运物资。一个熟练的“快递员”，一天能挣上百块人民币。

　　在赞比亚，年轻人一天挣20元人民币，就算不错的收入了。陈文涛算了道简单的数学题：投资50台电脑，雇上100个人，日夜开工，就能年盈利上百万。

　　他相信这是一片真正的蓝海。说干就干，怕别人抢占了市场，他立刻从国内买了六台电脑，额外花一万空运。他的心情急迫到，电脑还在飞机上，才想到个致命问题：缺电。

　　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赞比亚依赖水电，雨季过去，一天只供几小时电。五十台电脑，需要花六七十万买太阳能板和电池。还是游戏本身拯救了他——除了端游，也有手游，二者的账号数据互通。

　　他和同学专门花了两天测试手机端，一切就绪，2025年12月28日上午，工作室正式启动。

　　头天来了15个年轻人，都是他父亲公司的老员工介绍来的。他们都来自贫民区，年纪19岁到23岁，大多高中毕业，有的正在攒大学学费。

　　陈文涛完全没想到，这些和他同龄的年轻人，不少人拿到智能手机后，甚至不知道把手放哪。平常他们用按键手机，有电子游戏经验的，也只是去过类似国内上世纪的游戏厅。

　　第一天，陈文涛只教最简单的一步：进入游戏，从出生点，跑到撤离点。有点像你去驾校，第一天只需要学会分清前进和后退。

　　现场，每当有人跑到撤离点，其他人就会鼓掌。但一天教下来，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做到了。

　　同样挫败的还有赞比亚年轻人。后来有人告诉陈文涛，大家当时都觉得这是骗人的。他们也不相信，打着游戏就能领钱，还比在工地挣得多。

　　培训期没薪资，他们留下来的重要原因，是陈文涛提供一顿午饭，又答应报销来回的路费。

　　每天，他们从住的贫民区出发，挤上一种像国内面包车的公交车。一路颠簸，来到陈文涛所在的富人区。午饭是玉米面糊，配西红柿、土豆和蔬菜。一份大约10块钱人民币，有的人全天就吃这一顿。

　　刚开始，为了拉近彼此关系，陈文涛和他们一块吃饭，一样的食物，一样用手抓。直到第三天，他同学吃吐了。

　　要在游戏里赚钱，也没想象中那么容易。它被称为“跑刀”，也就是连枪都不带，就进入战场。就像一个捡废品的工人，不会穿着昂贵的衣服去干活。

　　游戏设定在一个虚拟的北非国家：时局混乱，本地军阀和跨国巨头势力彼此交织，到处都有扛着枪的非洲裔NPC，动不动就给玩家来上几枪。而玩家，作为特战队员，随机出生在不同地点。“跑刀”的关键是及时避开其他玩家交战、争抢的主建筑资源点，搜索边缘区域——小到一个鸟窝、一个井盖、一条管道的物资点——然后成功抵达撤离点。

　　陈文涛和同学录了一系列教学视频，每个出生点，对应一条标准的路线。每一步往哪走、什么时候转向，都提前设定好。员工们只需要像脚本一样运行。

　　但培训期间，分化出现了。有的人学习慢，说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选择离开；一些留下来的人很认真，比如总穿件紫色衣服的那个男孩，陈文涛叫他“Purple”（紫色），午休30分钟也不休息，而是抱着iPad看教学视频，研究跑刀路线。

　　Purple内向、害羞，原本不是被看好的一个。但他成了第一个拿到达到陈文涛设定目标的人——全天带出价值1000万游戏货币的物资。

　　一千万游戏币，最低能卖出大概50元人民币，差不多也是这门生意的盈利线。那是工作室启动的第七天，今年的1月4日。

　　那天，陈文涛当场奖励了Purple50克瓦查（赞比亚货币，相当于人民币18.3元），又在傍晚对所有人宣布，他正式成为第一个员工。房间沸腾了整整15分钟，所有人都在为他鼓掌、欢呼。

　　Purple也很激动，不停和陈文涛握手、击掌。他告诉陈文涛，自己想帮妈妈分担生活压力。他妈妈做清洁工，一个月赚三百多人民币，独自抚养他和他妹妹。

　　紧跟着第二天，又有两个人跑到了一千万游戏货币。然后是第四个、第五个。直到一周后，留下来的7个人，全都开始领工资。

　　从那时候起，陈文涛又变成了业务员。他给国内工作室发私信，介绍自己在非洲的工作室，“纯人工、不开挂，没有封号风险”。对方普遍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就发视频过去，有人说“，真是黑人”。还有人直接问：“你怎么能给他们教会的？”

　　陈文涛很严肃地回复，“所有人都一样，没有聪明和傻。他们只是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这是陈文涛受到的教育。他在赞比亚的国际学校上过一年初中。学校里有黑人、白人、印度人、中国人。“学校会告诉大家，不能歧视任何人”。他决定创业后，父亲也告诉他，“善良地去做事，尊重所有人”。

　　事实也不断证明，非洲人可以玩好同样的游戏。他们有的发现了比教程视频更便捷的路径。还有人展现出游戏天赋，能同时用三根甚至四根手指灵活地操作手机。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带出来的物资价值越来越高。许多人一天跑出了两千万以上物资，接近国内熟练跑手的水平。

　　在西非的加纳，中年商人猫哥也有类似感慨，“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他的游戏工作室像上世纪的中国网吧。刚开始，员工不会用鼠标，键盘只会按w，在游戏里跑成一条直线。大概半个月后，都渐渐上手了。

　　前两年，猫哥在国内的生意场上经历了挫败。去年7月，他来非洲做电商，试图东山再起。开游戏工作室是顺带的副业。

　　他形容这生意“百分百正确”。不打这款游戏的他，特地从国内聘请了个教练，月薪一万五千元，比工作室20来个非洲年轻人的工资加起来还高。国内来的教练给工作室取名“黑鹰”，“代表非洲人雄鹰一样的气质”。

　　猫哥说，培训和接单是这门生意的关键。不过，有时候麻烦来自于别的层面。一个同行向他抱怨过，自己被当地警方上门敲诈了好几次。

　　猫哥自己不用担心这些。他的好友在当地耕耘多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有关系，这里营商环境就好”。当地官员还到访工作室，予以肯定，说帮助了年轻人就业，“而且是把中国的钱赚到这边来花”。

　　现实里的非洲没游戏里那么夸张，但也谈不上安全。陈文涛从第一天起，就听从家里人建议，用月薪一千多元聘请了专业安保，荷枪实弹，守在院墙之外。

　　有一天，陈文涛真切感到了威胁存在。家里的园丁告诉他，有个新来的员工，打听“这两个中国人晚上有没有在这里住，晚上有没有安保，他们的钱一般是放在哪里？”吓得他赶紧辞退。

　　工作室开到一个半月，陈文涛的一个员工突然消失了。三天后男孩一瘸一拐出现，眼镜破碎，身上到处伤痕和血迹，说自己回去公交车上被人抢了手机，还挨了一顿打。

　　陈文涛感到心疼，提出送他去医院，但对方拒绝了。他是专门来告别的。他父母不放心他继续工作，而是给了他一笔钱，要送他去上大学。

　　在非洲开游戏工作室，公开报道里最早出现在2024年，有中国老板低价雇佣非洲年轻人做某游戏的代练。新游戏的出现则为这门生意带来全新的广阔市场。去年，多个非洲国家都冒出了陈文涛这样的新团队。

　　刚开始，陈文涛野心勃勃，梦想着年入百万。但工作室开到一个月，员工凑到十多个人，他开始觉得，能保本就不错了。他记得接到的第一笔跑刀订单，每赚1000万游戏币，折合人民币35元，相当于国内当时跑手价格的一半，“把我们压榨得死死的”。

　　转机来自他拍的短视频。最初，只是零星有人找上门，后来每天能有二三十个客户。价格也提升到每千万游戏币五六十元，比国内大工作室低20%。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国内玩家们对非洲工作室的期待。

　　有天晚上，他和同学复盘工作，当天盈利了1000块钱，两个人觉得很知足，想起之前的付出，甚至开始默默流泪。

　　当时他根本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端，流量在后来会潮水般涌来。今年过年期间，他的一个20秒视频，当地员工用气泡音念的中文广告，“价格是绝对会给到位的”“跑刀找男团，人黑价不黑”，突然爆了，居然播放了超五百万次。

　　流量在那段时间降临了许多非洲游戏工作室。很大程度上，它来自于对非洲的各种想象。评论区里，最常见的是各种段子和梗。有人形容这是“21世纪的‘三角洲贸易’”，又或说“赛博棉花园”。

　　陈文涛一天收到好友申请不再是三十个，而是三千个。每回复一个信息，就会来5个客人添加。

　　有的人上来就称呼“黑奴”，陈文涛也礼貌地告诉对方，自己这里是“非洲男团”，“您稍微尊重一点”。有的客户立刻改口，说自己只是玩梗；但也有的不以为意。他拒绝为后者提供服务。

　　他确实也不再缺客户，订单开始排到五天后。真正困扰他的，是怎么提升产能。某种意义上，这门生意此刻才进入正轨，就像工厂在造成样品后，开始真正进入了大规模生产阶段。

　　他们不停研究跑刀方式和路线。单局游戏时间被压缩得更短，屏幕前的操作越发高效。这也意味着工作越来越枯燥——摸鱼也出现了。有的员工工作期间开始刷起短视频，戴上耳机听歌。

　　为了确保工作效率，陈文涛改了WIFI密码——当地流量太贵，短视频就刷不起来了。

　　工作时间也延长了。刚开始，上班时间早8晚5。他用涨工资的方式，换来员工们更多的时间，延长到早7晚6。

　　但在非洲，迟到是中国老板们普遍头疼的问题，十几二十分钟属于正常现象，有的会超过半小时，还有人提前几小时偷偷溜回家。

　　陈文涛忍不了，有天发了火，质问员工们，“你们为什么不能早来十几二十分钟呢？”他宣布了新规则，迟到扣10块钱。但留了口子，迟到10分钟以上才罚。作为同龄者，他理解年轻人贪睡。

　　陈文涛也有不能理解的事。发完工资，大部分人第二天就旷工了。有的还会消失两三天，直到钱花完了才过来。有人告诉陈文涛，“发了工资不花会很难受”。

　　打交道多了，他把员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存钱派”，为了上大学或盖房子成家，更愿意努力工作。大概只占二成；更多的人拿到工资，会迅速花完。这些人也分两种，一种是顾家派，用工资给家里买面粉、蛋、菜、肉，另一种自己消费，把钱用来和朋友喝到大醉。没钱了，有人一天就吃一顿饭，来工作室十多公里，没钱坐公交车，就一路走。

　　按时工作、按量换取报酬，这是中国工人再熟悉不过的工业化世界的规则。但陈文涛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他开出的工资，每个月七八百人民币，在当地普通劳工里算高了，也提供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和餐食，这里的年轻人，还是做不到那么勤劳。

　　能一直留下的人，已经是筛选后算适应“中国式管理”的人了。可大部分人都会请假，哪怕意味着那天没工资。有几个员工请假理由也很一样，不是家人生病就是去世。

　　起初陈文涛表达同情，相信是真的。哪怕有人的grandmother去世了两次，他也觉得一个是外婆，一个是奶奶，不是没可能。后来发现有人的grandmother去世了超过两次。

　　很多时候，陈文涛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毕竟，培训成本摆在那，碰到实在过分的情况才下逐客令。比如他最近开了一个人，周三了还没来上班，他直接告诉对方，“以后不用来了”。

　　在中国老板里，陈文涛算不上严格的。一个在乌干达的中国老板说，他给员工们立的是死规矩：跑不到一千万，就不允许下班，否则第二天就不用来了。加班没有晚饭，“不关我的事”。

　　除了惩罚，中国老板们也会设置各种激励。在游戏里摸出价值高昂的物资，奖励几块钱人民币，或者一些零食。猫哥还设置了“全勤奖”，但一次没发出去过。

　　陈文涛也会给周日来上班的员工提供双倍工资，午餐时额外加鸡腿。不过，只有少数有更远期目标的“存钱派”，会来加班打游戏。

　　在非洲，人们普遍周日要去参加宗教活动。但陈文涛希望工作室能全时段运转。中国客户们可不会区分休息日，“有的会一直催，怎么还没打完？”

　　3月末的一个下午，陈文涛通过视频向我展示工作室。这里距离市中心几百米，连排的平房前，是广阔的园林，草坪、树木、花卉，都修剪得整整齐齐。院子里，这天新来报到的5个人，正在看平板里的教学视频。

　　镜头进入房间，是另一种人群密度：现有的四十多个员工，挤满了三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桌上摆放着好几排手机。

　　最早的一批员工不再亲自跑刀。他们被提拔出来，成了教练、经理、沟通专员，坐在角落，盯着新人操作，或者对着手机，在国内客服的配合下，用英文和中国客户沟通：“老板，您是微信还是QQ登录？”

　　这也是管理后的结果。陈文涛说，一开始特别吵闹，每个人都在讲话，有时候干脆把工作手机放在一边，聊起天来。

　　他设置了纪律委员，没什么效果。最后想出了个法子，宣布“再吵闹就扣罚纪律委员100元工资”。矛盾转移到了内部，在纪律委员恳求下，其他人出于同胞感情，开始安静了下来。

　　三个房间的安排也有讲究，对应着不同熟练度：刚开始学的、初步上手的，以及“更高级的跑手”。更早前他把员工混编，期望“老带新”，后来发现老员工反而可能变懈怠，所以把人群区分开来。

　　如果说过去几个月，陈文涛有什么收获，那不仅仅是一门挣钱的生意，也让他相信自己学到了生意场上的许多真谛。比如其中的重要一条，“兄弟般的情谊，只会让管理一团糟”。

　　刚创业时，他还想和当地年轻人处成真正的朋友，“想用我的爱感化他们”。他给员工们分享自己的中餐、各种零食。有次他请经理吃肯德基，对方表达了真诚的感谢，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

　　但没多久，他就经历了“背刺”。那时工作室刚办了一个月，来了一批新员工，老员工们开始起哄，要求涨每天10块钱（人民币3.6元）工资。他信任的经理却站在了员工那边，甚至成了带头的那个，用翻脸的表情说，“就给我们每天涨10块钱”。

　　从那时候开始，他相信父亲的话是对的。父亲曾告诫他，不要觉得员工多把他当自己人，“哪怕晚一天发工资，他们就不来了”。

　　这段时间，陈文涛空下来就学管理知识。现在他打心里佩服的是和父亲一样的“老非洲”，那些在当地深耕多年的中国商人。他在门廊下一边泡着茶，一边说道，“我现在经常在想，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员工，能够把公司经营这么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