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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上个世纪的1949年初春，他的祖父金日成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恰好，当时的金日成有着金正恩一样的发型，也穿着黑大衣，戴着黑礼帽。

　　同样的形象，两次都随着一张张头版报纸传遍了朝鲜的每个角落，深入到每个朝鲜人心中。

　　在1949年，金日成见到斯大林后，表现得极为节制和恭敬。斯大林的表现像是“慈父”，先是如同长辈一样先关心金日成的健康，之后对朝鲜关于专家、机器和信贷等援助请求一一应允。

　　回国后，金日成照搬斯大林在苏联的政策，包括在开展集体化经济、以举国之力搞重工业等。他还建立“临时人民委员会”，仿照苏联的契卡制度，搞起了秘密警察。

　　到了战争结束的1953年前后，他更是像斯大林打击托洛斯基等政敌一样，大规模打击延安派、苏联派和白区党。

　　延安派领导人朴一禹、方虎山等相继被调离重要岗位，苏联派领袖许嘉谊被开除党籍，并很快自杀。

　　最惨的是无人撑腰的白区党，该派领袖--劳动党副委员长朴宪永携十几名高官统统被处决，整个派系从此荡然无存。

　　由于有“慈父”的默许甚至撑腰，反对者们不敢发声，一直在隐忍，等待一个机会。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又经过一轮轮博弈后，大批老干部被整下台，新形成以“乌克兰帮帮主”---曾担任乌克兰书记十二年的赫鲁晓夫为核心的新一代班子，勃列日涅夫等一批乌克兰干部走上了舞台。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作了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搞臭了“慈父”的名声。

　　秘密报告一出，在场的东欧“小斯大林们”被吓得屁滚尿流，有些代表在听报告时当场晕厥。波兰主席博莱斯瓦夫·贝鲁特竟被当场吓死！

　　一些学者往往将“小斯大林”们丑状归因为他们没想到斯大林这么坏，因而感到震惊。

　　猫智深只能说，学者们太小觑“小斯大林”们了，他们远不是政治上的“小白兔”，他们在荣登大位前往往混迹莫斯科多年，熟谙苏联式的政治斗争。他们在1945年随着苏联红军返回各自的祖国，基本上第一刀就是砍向“白区党”，发起一轮轮肃反运动，彻底掌权。

　　比如那个被吓死的波兰主席贝鲁特，这位在二战期间大部分时间在苏联，执政后积极效仿斯大林，数万人被捕、监禁或处决。

　　他还想将自己打造成波兰的“斯大林”，在全国大搞个人崇拜，将自己的肖像广泛张贴在公共建筑、学校、工厂、办公室和街道上。在他的指挥下，波兰党的宣传机器全力开动，通过诗歌、文学、歌曲等各种手段，努力将他打造成“伟大领袖”。

　　又比如在匈牙利，1948-1956年间党内清洗了数十万官员和知识分子党员；1951年46.4%的中央委员被撤换。1953年6月之前，在这个共有950万人口的国家，至少有数十万人受到过起诉。

　　在保加利亚，他们搞出了自己的古拉格---贝莱内岛，数以万计的政治犯被关在劳动营系统里接受改造。

　　“小斯大林”们被吓得屁滚尿流，是因为他们都是成熟的政客。他们都是斯大林扶植起来的嫡系，清晰地知道《秘密报告》预示着一场将要来的政治风暴，而他们将面临民众和苏联上层的两面夹击。

　　首当其冲的是平时自诩为“斯大林的优秀学生”的匈牙利拉科西·马加什。在民众的压力下，几个月后匈牙利党召开中央全会，确认了党的领导犯了严重错误，决定解除拉科西·马加什的领导职务。

　　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结束两个月后，朝鲜召开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派乌克兰帮小弟勃列日涅夫率苏联代表团前往平壤参会。

　　勃列日涅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调查朝鲜“去斯大林化”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情况。

　　他是去找金日成麻烦的，因为在劳动党三大召开前，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就向中央建议，“鉴于个人崇拜问题仍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占有一定地位，我们认为，当给予朝鲜劳动党中央以帮助，以便其能够运用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来建设朝鲜劳动党的党内生活。”

　　这个建议就为勃列日涅夫此行定了基调：好好查，金日成这小子是“东方斯大林”。

　　到了朝鲜后，虽然劳动党三大上全是对金日成的赞扬，勃列日涅夫在详细走访一番后，尤其是密切接触了延安派、苏联派人士，给苏共中央提交一份充满批评的报告。

　　勃列日涅夫的报告称，“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依然盛行。无数的画像、半身像、各种展览、电影、图片和书籍，无一不体现着对金日成的歌颂。党组织内部散发着金日成的传记，书中将他描述为14岁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朝鲜人民的救星’、‘伟大的军事领袖’等”。

　　报告还称，“朝鲜劳动党领导层深受自我吹嘘和粉饰现实之风的影响，错误地评估了国家的经济状况，并且金日成周围充斥着许多缺乏经验、不称职、只会阿谀奉承的人”。

　　苏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对金日成的不满很快就传到了朝鲜的延安派和苏联派耳中，让他们大受鼓舞。

　　另一方面，在三大上金日成对人事进行了大换血，令反对派不得不行动。在劳动党三大确认的11名常委中，有7人都属于金日成的派系。

　　三大结束后没多久就有人发难了。首先行动的是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这位是七七事变后就去了延安的老八路，担任过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还参与过与美国的停战谈判。

　　作为派驻在苏联的人，李相朝第一时间就敏锐感觉到变化，在朝鲜党三大期间，他曾提议讨论个人崇拜问题，结果被无视。

　　5月30日，他返回莫斯科，马上约见了苏联副外长，详述了朝鲜国内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

　　随后，延安派元老崔昌益也在国内行动了。他是1936年来的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并加入中国，此时担任朝鲜副首相。

　　这位延安派干部的谈话很有技巧，在第二次谈话中他为朝鲜的苏联派干部鸣不平，称金日成将一切组织工作的过失都推给苏联派领袖许嘉谊是十分不公平的，还导致了后者的自杀。

　　崔昌益还称金日成从来不提苏联在解放朝鲜中的作用，以批判教条主义和作掩护来消除苏联文化影响。崔昌益希望苏共中央可以“帮助”金日成认识到问题，帮他进行改正。

　　此时的金日成尚未认识到自己身处危险处境中。开完三大后，他竟然亲自带队离开朝鲜，跑去苏联、蒙古和东欧共9个国家拉援助。

　　7月，当金日成来到苏联后，赫鲁晓夫接见了他，并对他提出了严重的批评。赫鲁晓夫认为，朝鲜国内并没有深入贯彻苏共二十大的“去斯大林化”的精神，金日成也没有团结好劳动党的干部。赫鲁晓夫要求，金日成要放权，不能同时担任党的书记和国家的首相。

　　这一系列信号很快传回到朝鲜，尤其是金日成被赫鲁晓夫严厉批评，让反对者们认为时机到了。

　　随着金日成被赫鲁晓夫痛批的消息不断散播，在朝鲜国内不断有朝鲜干部来到苏联大使馆，有明确记录的是建筑材料局局长李弼奎。他也是延安派的干部，16岁就参加了中国革命，后曾担任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和内务省第一副相，此后被调离重要岗位，来到了建筑局。

　　相较于此前崔昌益含蓄地请求苏联“帮助”金日成，根据苏联大使的记录，李弼奎则直率地多。他表示许多干部已经无法容忍朝鲜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要让金日成下台，哪怕付出牺牲也在所不惜。

　　此时金日成还在国外拉赞助，朝鲜国内的反对派干部们肆无忌惮地彼此串联，苏联派的领袖、副首相兼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朴昌玉也参与了进来，频繁与苏联大使会见，详细讨论倒金事宜。

　　崔庸健虽然与金日成同出自苏联88师，被视为嫡系，但他的资历比金日成要老的多。崔庸健比金日成要大12岁，曾就读于蔡锷的云南讲武堂，后又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一起共事。此后他先后参与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和东北抗联的一系列战争。

　　在1940年进入苏联后，他担任远东88旅副参谋长，是当时还是营长的金日成的上级。之后他随金日成一起返回朝鲜，几年后还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次帅称号。

　　反对派们认为崔庸健必然不甘心居于金日成之下，对其进行了拉拢，承诺在倒金成功后崔庸健将成为军队最高司令官。

　　他们的行动计划也出来了，或许是为了打消苏联人对朝鲜是否会天下大乱的顾虑，或许是自己在军队中的势力已经被金日成清除了绝大部分，反对派们不打算采取“兵谏”，而是决定走正常的组织流程。

　　在反对派密谋时，金日成还在国外拉赞助。他大概率并不知情，不然也不会晃晃悠悠到7月19日才回到平壤。

　　金日成返回国内后，出身苏联派的外交部长南日找到他，向他汇报了反对派的串联。南日声称反对派曾找过自己，但被拒绝了。

　　他首先推迟了中央全会的召开，但推迟太久也无法对苏联交代，因此只能推迟到8月月底，这也为他争取到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金日成知道事情的关键是苏联人的态度，他就以比反对派更密集的频率联系苏联大使馆。8月6日、7日、8日三天，金日成和投奔他的南日、朴正爱相继拜访大使馆，汇报国内情况。

　　金日成诚恳地向苏联大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完全接受苏联的批评。但他同时指责反对派人士已形成“反党集团”，其活动正在破坏党的威信和国家的稳定。

　　金日成还面见了反对派的领头人---延安派大佬金枓奉和崔昌益。其中，金枓奉是当时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和人民会议委员长。

　　会谈中，金日成表示自己可以辞职，但金枓奉却要求其同时罢免亲信朴金喆、郑一龙、朴正爱等一批人。

　　随后，金日成决定上手段了。他利用手中掌握的秘密警察， 监视着反对派的一举一动，并对他们的司机、保姆和工作人员进行审查。

　　金日成还采取各种手段拉拢未站队的人。副首相朴义琓曾对苏联人介绍，当时金日成及其嫡系南一、方学世等人都找过自己，让自己“不要掺和到这些烂事里”。金日成还威胁自己说，自己手上有反对自己的人的“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6月份的波兰的工人闹事以及波兰军警对闹事群众开枪。因为随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发布，在波兰引起极大反响，使得人民内部长期积聚的不满爆发了，多达10万名波兹南的群众走上街头，要求苏联人撤出、释放政治犯和取消秘密警察。

　　6月29日，波兰的派最精锐的装甲师进驻波兹南，整个晚上枪声不断，最终局势平静了下来。

　　波兰这边刚消停，匈牙利的局势也不稳起来，有要出事的迹象。（当年10月，果然发生了匈牙利事件，700名苏联士兵死亡，数千名民众死亡，20万人流亡国外）

　　赫鲁晓夫吓坏了，意识到斯大林搞高压也有可取之处，不再过分要求各小弟国家“去斯大林化”。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自然不希望朝鲜又出事。于是苏联大使改变了态度，金日成又重新获得了老大哥的支持。

　　8月13日，苏联大使拜会金日成，详细传达了苏共中央对于朝鲜目前局势来信。信中明确提到“（党内民主）不能被用来传播对党的领导层及其机关和骨干不信任的情绪和言论”。

　　8月18日，金日成召集中央常委会，通报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朝鲜中央的干部们都知道了苏联的态度。

　　在朝鲜的70多位中央委员中，有20多位是金日成的嫡系，如何争取中立的大多数成为关键。

　　在开会前，金日成在平壤以北集结了两个师，以泰山压顶之势俯瞰会场。他还秘密下令边境部队备战，以做到有备无患。

　　延安派的外贸部长尹公钦第三个发言，此人是飞行员出身，胆子十分大。他直接点名金日成和他的嫡系们搞个人崇拜，并建议在全党讨论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问题。

　　尹公钦的发言还没讲完就被打断，金日成的嫡系纷纷对其辱骂。此前被努力争取的次帅崔庸健站到了金日成这边，咒骂尹公钦是狗崽子。

　　随后，大会不仅没有通过尹公钦关于讨论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问题，反而通过了开除尹公钦本人党籍的决议。

　　之后，延安派大佬崔昌益发言。他认为党内崇拜是大问题，但其发言也遭到多人质疑。

　　苏联派大佬朴昌玉最后发言。他怕了，想为自己辩解两句，但也被一片抗议声打断。

　　当天休会期后，延安派的徐辉、尹公欽、金刚和李弼奎眼见大事不妙，当即驾驶军车北上，通往鸭绿江大桥驶入中国。他们的果断为自己留得一命。

　　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关于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朴昌玉等的派别和阴谋活动》的决议，宣布将他们开除出党。

　　中央全会后，反对派们开始挨整，苏联派大佬朴昌玉被下放到木材厂打工，延安派大佬崔昌益则被安排去养猪。

　　中国和苏联也曾制止过朝鲜对老干部的迫害，苏联总理米高扬和咱们的彭德怀元帅也去了朝鲜，金日成表面答应得挺好，还恢复了崔昌益和朴昌玉中央委员的资格和尹公钦、徐辉和李奎等人的党籍，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中、苏的目光都放到了欧洲。金日成马上改变态度，加大对反对派等的打击。

　　到了1957年，中苏之间也出现嫌隙，从此金日成就开始在两国间来回摇摆，左右逢源。从此，再也没有人阻止他打击延安派和苏联派了。

　　原四野独立第四师政委、后率军横扫朝鲜半岛的人民军第五军长方虎山“人间蒸发”了。

　　原四野156师参谋长、参加过板门店谈判的人民军副总长张平山在1958年也消失了。

　　还有许多中层干部被开除党籍、撤职，被送往农场或工厂接受改造，或被直接处决。

　　但金日成真正在朝鲜建立至高无上的地位还要到1967年，这一年他的儿子金正日25岁，是宣传鼓动部文化科负责人。

　　在改变旧文化打造新文化的过程中，金正日展现了卓越的才华。他亲自指导多部影片制作，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卖花姑娘》。通过这些电影，金正日推动“领导形象作品”，让父亲金日成的伟大形象矗立在每个朝鲜人心中。

　　金正日还将大型集体操打造成朝鲜文化的标杆。他曾负责阿里郎集体操的排练与制作，将其打造成朝鲜标志性群众性文艺表演，让每一个目睹如此盛景的朝鲜人的心中都充满对领袖的感激。

　　金正日还完成了意识形态的构建，打造出《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十大原则》。不是三条、四条、五条原则，而是十条！本猫详细看过，每一条都有他父亲金日成。

　　通过上述文化运动，金太阳终于在朝鲜大地升起，其伟大光辉照射进每个朝鲜人心中。

　　本文作者猫智深曾做了八年的时政记者，先后在多家时政媒体工作，习惯从新闻视角看问题，并刨根问底。

　　最近两年，猫智深从新闻视角出发，用深度报道的手法写了一本明朝建国史，名叫《大明开国：朱元璋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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